【梵自按曰】日前，匆匆赴杭州参加了一个称之为“转型期法治”的全国学术研讨会（12月13日），自谓是“穿着休闲的服装，带着认真的态度”。会上见到了不少学友，包括法学界的一些高人。因为是主办方提供各种费用的，所以免不了发言，但老实说，也只是点到为止的那种。毕竟有些事“不能说太细”。

会后的杭州，依然濛濛细雨。我多滞留了两天，见了那边的学生和一些朋友，还感受到了款款的亲情。离开时，指纹里还荡漾着杭城的风韵。

【在第一单元评议时的发言】

我们已经在许多媒体上读过季卫东教授有关司法改革第三波的言论，这是他力图为目前司法面临的困境指明一条道路，我也非常同意他观点；司法改革是具有政治性的，司法改革所面临的危机跟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有鉴于此，卫东教授提出了司法改革的第三波构想，并且指出了今后司法改革应走限制司法裁量权的方向，我个人感觉这是力图从某种“去政治化”的通道来寻求司法危机化解的出路，确实是有启发意义的。当然，司法改革“三波论”的提法应该如何来理解，则是一个问题。根据卫东教授的说法，改革的第一波是50年代以“马锡武审判方式”为主导的司法改革，但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司法“改革”，而恰恰是一种废止国民党六法之后的司法“革命”；不过他所说的第二波的司法改革，即肖扬主导的司法改革，我倒觉得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司法改革，但这应该是司法改革的初发，而所说的第三波，即我们所应该呼吁以限制裁量权为取向的司法改革，则正是这种司法改革的进展，也是司法原理本身的题中应有之意。但在把握这样的司法改革之时，也要注意：在当前复杂的政治语境之下，力图“去政治化”的司法改革是否可能，司法改革应该如何面对政治冲击波以及越来越严峻的、蓄势待发的社会问题的冲击波。这些，恰恰是解决当下司法困境的关键。

    孙笑侠教授的发言，我也有许多共鸣，我个人也认同，在中国，就像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那样，法治的发展也有可能是一部分先发地区获得先行法治化的状态。但这注定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观点，不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已然实现的现象加以论证，也不能止于零碎化的阐释，而应在论证过程把握三个关键问题，即“先发地区先行法治化”的内涵、构造及正当性。

严存生教授的报告是一个直面问题的报告，话题非常严肃。诚然，在中国政治转型的进程当中，政党政治的问题，是法律人也无法回避的问题。严老师主要谈到的两个要点，的确具有启发意义，一是政党如何成为守法的主体，二是政党的民主化，即当下所谓的“党内民主”。但在探讨这个问题之时，我们也要认识到，政党政治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，而如何认识中国政党的特点，则是我们首先的要做的一个重要课题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将政党政治的研究，纳入政党法治化的理论框架。

以上只是我个人粗浅的看法。谢谢大家。

    【在第四单元主持时的总结】

    由于时间关系，第四单元就到此结束。在主持过程中，我作为时间的看守，痛切地感受到了某种焦虑，这种焦虑其实也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。所幸的是，各位主题报告人、评议人以及自由发言人的发言都非常精彩，都富有启发意义。至少我们可以这样总结：许多问题都还没有解决，但我们收获了许多问题！（笑）